台灣近年的經濟表現令人振奮，高科技領域領先全球，半導體成為國家競爭力與地緣政治籌碼的核心。然而，若離開產業指標的舞台，走入薪資成長相對緩慢的城市角落，人們會看到另一個台灣：那裡的日常生活仍被房租、工時、醫療與育兒壓力推著走，對未來的焦慮卻越來越重。我們認為，真正的問題不只在於多少人「統計上」被視為貧窮，而是在於多少人「生活上」感到被落下。
貧窮的定義，本應是反映生活困境的客觀指標，而不是能被政策技巧調整的結果。台灣目前的貧窮線綁定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60%，但由於可支配所得的計算方式扣除項目過多，形成最低生活費偏低及貧窮率超低的假象，導致真正需要協助的人沒有被看見。同時以「每人每月」來計算低收入戶，使得少子化後的小型家庭更難獲得支持。這些盲點累積起來，形成一種「指標漂亮、生活不漂亮」的落差。
我們主張，社會在檢視貧窮線時，應正視這些不合時宜的制度性扭曲，重新回到人民實際有感的生活水平來思考。
若參照北歐國家的經驗，更能看清台灣制度的侷限。丹麥、瑞典等國的80/20可支配所得差距大約為4倍，而台灣超過6倍。北歐不是沒有產業集中的問題，也不是沒有全球供應鏈的競爭壓力，但透過更高效的稅收制度、更普及的社會保險與更平坦的工資結構，他們成功地讓多數人共享繁榮。我們認為，台灣不需要照抄北歐模式，但可以擷取其精神：讓稅制更公平、讓社會福利更有支持力、讓安全網更能捕捉到生活中的真實困境。
具體而言，政府可以從重新檢視可支配所得的計算方式做起，調整過度壓低貧窮線的扣除項目，使數據更貼近民情。家庭補助政策可因應少子化的家戶形態，避免因家戶人口偏少而被排除在支持之外。在稅制上，強化企業資本所得的有效課稅、改善財富累積結構，也是縮小貧富差距不可避免的選項。畢竟，稅制與福利並非純粹支出，而是長期社會安定的投資。
至於產業政策，台灣的確仰賴電子業支撐出口，但如果希望走向「均富」的社會，就不能僅讓科技領域獨享政策資源。我們呼籲政府建立更積極的引導策略，將部分的長期資本與政策工具投入民生相關產業——包含托育、長照、在地醫療、公共運輸、綠能建設、文化與觀光產業等。這些領域雖不像半導體那樣站在全球鏈頂端，但能創造大量就業、提升地方收入、強化內需，甚至降低地區間的發展落差。
同時，公共採購、區域規劃、人才培育與地方創新制度，都可以成為引導資源配置的槓桿。若公部門所引導的投資總是集中在科技領域，而其他攸關生活品質的產業難以吸引資本，那麼落差只會繼續擴大。我們認為政府應以更明確的政策訊號，把「民生產業的升級」視為國家競爭力的一部分，而非附屬品。
科技帶來繁榮，但繁榮要持久，就得讓大多數人都能分享到希望與安全感。
我們呼籲政府、社會大眾與企業共同反思：現在的制度是否正在拉大邊緣與中心的距離，實現「均富」的理想社會越來越遙不可及？如果答案接近是，那麼調整的時刻就是現在。所謂社會安全網並不僅只是公益慈善或社工服務，而是要公、私部門協力且跨體系運作，結合一切力量與可用資源，成為現代民主社會得以穩固前行的基礎。
